说来惭愧，上班那些年，日子被琐务填得满满当当，竟从未真正停下来，看一看父母的生活。他们的晨昏冷暖，他们的病痛喜忧，于我仿若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模模糊糊，无暇顾及。直到老母亲的牙齿一颗接一颗松动、脱落，嚼不动青菜，啃不动软饼，我才恍然惊觉，该带她去镶牙了。
也是这一次，我才蓦然发现，自己与母亲，似乎早已不能够像从前那样同频共振。从前是她耐着性子教我咿呀学语，如今，却轮到我对她俯身倾听——可她的耳朵聋得厉害，我不得不把声音拔高，高到近乎呵斥；而每每呵斥完，看她怔怔地望着我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我心里又像被什么攥了一下，疼得发酸。她明明听不清，却偏要追问，偏要絮叨，我便不耐烦地打断；可转身就后悔——小时候，我何曾不是这样缠着她问东问西？她何曾有过半分厌烦？
镶牙的过程比想象中更磨人。医生嘱咐，要先戴上假牙适应几日，有了印痕才好修整。可母亲怕疼，戴上不到半日就要摘下来。我只好一遍遍劝说，像哄一个任性的孩童，软硬兼施，她才勉强忍着痛戴上。这已是第三次来修牙了——前两次皆因她不肯久戴，牙床上留不下清晰的印痕，医生说修不出效果。这次出门前，她又唠叨着不愿去，说老麻烦人家医生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我一边催她，一边暗叹：母亲这一辈子，怕麻烦别人，唯独不怕麻烦自己，对别人都是尽心尽力，唯恐对不起别人。
所幸这一次，印痕终于清清楚楚地印在了托模上。医生手法利落，几下磨好，母亲戴上后，眉头舒展，连连夸赞大夫好手艺。我松了口气，陪她慢慢往电梯口走。可刚走到那里，她忽然低声说：“上牙那儿，还是有点不得劲……不过不要紧。”我一听，火气“噌”地蹿上来：“刚才在里面怎么不说？”她嗫嚅着：“人家都弄好了，再提要求，多麻烦人家……”我气极了，嗓门压不住地吼道：“那你爱咋地咋地！疼了也别找我！”
话音未落，电梯口一位等电梯的陌生人侧过脸来，诧异地望着我，似在说，你怎么可以对老人这般粗鲁？那一瞬，我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，陡然清醒。眼前这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，已是年近九旬的母亲啊。她的世界越来越小，小到只剩怕给人添乱的卑微；而我的世界越来越大，大到差点容不下她一句怯怯的唠叨。可她对我，从来不曾有过半分不耐烦——从小到大的好东西，她总是先尽着我；无论我做错了什么，她永远对我无限包容。
我低下头，把声音放软，问她要不要回去再修一修。她却坚持摇头：“将就将就就行了，别麻烦人家了。”我知道，拗不过她。老人根深蒂固的节俭与隐忍，像长在骨头里的纹路，改不了，也不必硬改。我能做的，或许不是强行扭转，而是学着在尊重与照顾之间，找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——既顺着她的心意，又不让她暗自受苦。
从前总以为照顾老人是体力上的累，如今才明白，最累的是她明明需要，却偏要推拒；是你满腔好意，却被她的“不必”堵得哑口无言。可也正是这份累，让我一点点读懂了她沉默的爱——那爱藏在她怕麻烦别人的怯懦里，藏在她忍着不适也不肯再开口的将就里。而我，唯有把急躁磨成耐心，把呵斥换成柔声，才能对得起她曾予我的，那整整一生的温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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